在历史上往往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经岁月的淘洗，渐渐使人淡忘。探寻原因，或因其大名显而不“赫”，或因某些复杂的人文因素而日益销声匿迹。而名似销，迹未匿者也不乏其人，赵元任就是其一。 最近，我在家中清理往日底稿资料和老照片时，发现 一张已故美籍华人赵元任夫妇的合影。这张照片把我带回18年前(1981年)对他当时访问的片断回忆，虽时隔18年之久，但昔日留下的见闻却依然历历在目。 1981年5月中旬，赵先生应中国社科院邀请二次访问中国。6月30日上午，他在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陪同下来到北京大学访问。北大校长张龙翔代表北京大学授予他“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和一枚北京大学的金色校徽。年已88岁高龄的赵元任教授对此表示感谢，即兴朗诵了他所译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段诗，并用无锡方言唱了《卖布谣》歌曲，表达了他的愉快心情。授奖仪式结束后，在北大临湖轩内，这位华发满头、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的老教授与他当年的学生和再传弟子们进行愉快而热烈的交谈。 罕见的语言天才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当他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听他的家人说，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1910年，他17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研究生班，在录取的72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55)。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1920年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他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1929年，他又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语言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汉语言学之父” 赵老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吴语等近60种方言。 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会33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 1927年春天，赵老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他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路 赵元任教授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在美国除了在大学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词典》、《中国语入门》、《中国语文法之研究》、《现代吴语研究》、《钟禅方言记》及《湖北方言报告》等。 1972年，赵老退休后，仍不断致力著述，写出《语言学跟符号的系统》、《白话读物》等书。在他病逝前不久，还构想以同音替代的办法，把《康熙字典》上1万多个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于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愿。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老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笔者访问赵老时，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在他这次回国访问和探亲期间，曾用各种方言和友人、学生进行交谈。著名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见到赵老时，两人兴致勃勃地用方言对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现代音乐的先驱 赵元任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也有天赋，在南京上中学时开始学钢琴，到了大学时代，无论主修那一门功课，他总要进修“和声学”、“对位学”、“作曲”、“声学”等课程。他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歌咏团，并担当过歌咏队指挥。从1922年至1948年，他曾先后创作了歌曲、钢琴曲100余首。 在“五四”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赵元任热情洋溢地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如《呜呼三月一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具有强烈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歌曲。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赵元任歌曲集》中，歌词是由许多现代知名作家或诗人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施谊以及赵元任自己创作的。在《卖布谣》、《劳动歌》两首歌里，他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善良质朴的小生产者的悲惨境地寄予无限同情。即使他所作的抒情歌曲，如《秋种》、《听语》、《海韵》，也揭示了人民追求个性解放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1936年，他在“百代”公司灌录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唱片，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脍炙人口。 1981年当他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赵老当时还向大家讲了一段有关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赵元任创作的家庭音乐作品，有些是为女儿写的，也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信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刮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老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别开生面的婚礼 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出身皖南名门望族的杨步伟女士。杨步伟在考入南京旅宁学堂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大胆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步伟这个名字，就是她的同学、好友看她抱负不凡为她而取的。杨自幼反对封建礼教，不肯缠足，并大胆拒绝了父母为她包办的婚姻，孤身跑到上海读书。1919年，全国掀起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杨步伟也参加了这场运动。当时安徽督军兼一、四两方面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所崇实学校，特聘杨步伟担纲校长之职。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学刺绣，学救护……搞得轰轰烈烈。后来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大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在北京绒线胡同和友人合开了一所“森仁妇产科医院”，开创妇女创业风气之先。赵元任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慧眼识金，一眼认定了大他3岁的杨步伟。他非常敬佩这位女医生的才能和魄力。1921年有情人终成眷属。 说到他们的婚礼，那也是杨步伟女士蓄意向世俗的一场挑战。当时凭他俩家庭关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婚礼本应办得挺排场和体面。但他们想打破旧的婚姻制度，俩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当天下午，他把好友胡适和杨步伟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朱征请到家中，由杨步伟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请了这两位证婚人。然后赵元任从抽屉里取出结婚证书，新郎新娘先签了名，接着两位证婚人也签了名，为了合法化，还贴了四角钱印花税，就这样完成了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当这消息传出后，第二天报纸上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大标题，宣扬了一番。连英国哲学家罗素当时也认为这个婚礼“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好客之家 婚后，杨步伟舍弃专业，全心支持丈夫事业。跟随赵元任先后到剑桥、清华、耶鲁、哈佛。杨步伟是闲不住的人，终身热心从事公益事业。赵家人好客，誉满清华。赵老在清华园任教的4年间，每逢节假日，不仅校内来客不断，从市里来访的人也很多。为了能使客人品尝更多地方风味的菜肴和点心，赵太太就和清华几个教授夫人商量，在清华园大门外的小桥边整修了三间小房，合办了一个饭馆，并从东城五芳斋请了一个厨师。饭馆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开张那天，几位教授夫人都去帮忙。哪知头一天就来了二百人，不到两个小时，就把事先备好的菜吃得精光。开张两个月，400多元的本钱多为请客垫光了。赵元任为此给夫人笑赠了两句打油诗：“生意茂盛，本钱赔净!” 从1938年起，赵老一家定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人们一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赵太太不仅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名菜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一对神仙伴侣 20多年前，有位记者在美国到赵家访问，称赞赵老夫妇是一对神仙伴侣。杨步伟对他说：“我们争争吵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个世纪”。据了解他们的朋友说，他俩情投意合，但个性却不尽相同。赵元任性格淳厚，重道德，富涵养，不多言，对人和蔼可亲，说话风趣、幽默、凡事三思而行。杨步伟的个性豪爽果断，心直口快，热心助人，想干的事决不终止。可是他们60多年生活在一起，总是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数十年如一日。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充分证明了赵元任对夫人的挚爱。 有不少人说赵元任“惧内”。赵元任从不介意于此，也不否认“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来回答世俗。一次胡适与杨步伟谈及在家中谁说了算时，她谦虚地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得丈夫决定，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我与他辩论起来，若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那总是我赢。”赵元任也从不与太太争高低。 1971年6月1日，是他们金婚之日，门生故旧在旧金山“四海酒家”为他们举觞庆祝。杨步伟曾当场赋诗一首：“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今生欠我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也即兴和诗一首：“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1981年3月1日，杨步伟在美国病逝，赵元任老来丧伴，心情非常悲痛。他给友人写信说：“韵卿去世，一时精神混乱，借住小女汝兰处，暂不愿回柏克莱，今后再也不能说回‘家’了。” 这年的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请他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三十年代时一样，使在座者惊讶不已，钦佩之至。返美前，他对送行的朋友频频说：“我还要回来的，我还要回来的。” 本来，他的确是打算要回来，而且把归期订在第二年的秋天。可惜事与愿违。时隔7个月，1982年1月底，赵元任先生在麻省剑桥因病离开了人世。他逝世后未举行葬礼，按照他们生前的愿望，子女把他俩的骨灰撒到太平洋，让那深情的海水把他们的思念送回祖国，送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