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乐结晶--古筝 古筝又名"秦筝"。自秦、汉以来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各具浓郁地方特色的流派。山东筝、河南筝、潮州筝、客家筝、浙江筝、福建筝、内蒙筝（即雅托葛）、朝鲜族的延边筝（即伽揶琴）和被称为真秦之声的陕西筝九个流派。 目前古筝的全国统一规格：1.63米，21弦。古筝的面板大多数采用河南兰考的桐木制造，框架为白松，筝首、尾、四周侧板有红木、老红木（缅酸枝）、金丝楠木、紫檀等名贵木材，古筝的音质取决于面板和琴弦，周边用料对古筝的音色略有改善，以老红木、紫檀、金丝楠木为佳。早期到近代也有过12、13、18、23、25弦等，不同地区的筝又有多种定弦法，筝的新种类还有“蝶式筝”、“转调筝”等。 古筝常用演奏手法采用右手大、食、中三指拨弦，弹出旋律、掌握节奏，用左手在筝柱左侧顺应弦的张力、控制弦音的变化，以润色旋律。筝的指法颇多，右手有托、劈、挑、抹、剔、勾、摇、撮等，左手有按、滑、揉、颤等。 古筝的传统演奏手法到了近代有了新的突破，1953年赵玉斋先生创作了《庆丰年》，解放了左手，曲调上运用复调的手法，采用了左右手交替和多声部演奏手法，大大丰富了演奏技巧，使古筝的演奏技术得到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1965年，王昌元成功创作出古筝曲《战台风》，《战台风》的出现，使古筝的演奏的技术、技巧，又进人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结束了古筝只能轻弹慢揉的时代，此曲中的扫摇四点、密摇、扣摇、刮奏及使用无效区的噪音来制造台风效果等技法,都是创新技法,提高且丰富了筝的表现能力； 70年代，赵曼琴在演奏实践中,创造使用了双弦过渡滑音、和弦长音、快拨及1/5泛音等新技巧。并突破传统的八度对称模式,创立了由轮指、弹轮、弹摇等几十种新指序构成的"快速指序技法体系",使筝不须改变定弦即可单手演奏五声、七声及变化音阶的快速旋律,为筝由色彩乐器进入常奏乐器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品有《打虎上山》、《井冈山上太阳红》等。 90 年代以来，古筝创作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黔中赋》的演奏以运用扎桩摇和悬桩摇的交替手法而成为亮点；在这时期中，作曲家们参与筝曲创作，增强了创新力度，他们突破传统五声性调式的局限，吸收了日本琉球调式、都节调式的色彩，借鉴了梅西安人工调式的经验，自行设计了许多新的调式，甚至创造了全新的“下方小三度加上方小二度”的调式色彩，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是一个大三度音程，在每个环节上都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调的调式。新的调式色彩和多调性连环叠置的定弦方法，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变革。如《幻想曲》(王建民曲)、《箜篌引》(庄曜曲)、《溟山》(王中山曲) 等。在这些筝曲的定弦中，就为转调准备了条件。不同音区还采用不同音列，使不同音区演奏不同的调式色彩成为可能，既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偏离，又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回归。音程的变化又为新的音乐语言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同时期内，更多的还是用五声音阶定弦法创作的筝曲，如《秦桑曲》、《临安遗恨》、《铁马吟》等等。同时古筝的重奏曲作品亦陆续推出，说明人们注意到发挥古筝在群体中的表现力。古筝琵琶二重奏《大浪淘沙》、《水乡高歌》、《春江花月夜》、：古筝与高胡二重奏《渔舟唱晚》：古筝高胡三重奏《丰收之歌》：古筝二重奏《满江红》; 古筝与蝶式筝二重奏《春之海》; 古筝四重奏《采蘑菇的小姑娘》、《步步高》、筝合奏《丰收锣鼓》、《瑶族舞曲》、《伊犁河畔》、《百花引》、《拔根芦柴花》等等，基本上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筝常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和歌舞、戏曲、曲艺的伴奏，因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被称为“众乐之王”，亦称为“东方钢琴”。 附：古筝起源：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转．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赢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关于筝的命名，有两种说法，一说乃是有瑟分劈而来，另一说乃是因发音铮铮而得名。《集韵》就持“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父子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当然除了父子争瑟的说法而外，还有兄弟争瑟，以及姊妹争瑟的说法。这些大同小异的传说也正好说明这些说法的不可靠。此外就常识而言，瑟分为二就就成了破瑟，岂能算筝？若将瑟破为二而修补成筝，恐怕远比制作筝、瑟要难吧？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其发音的性质而得名，刘熙《释名》中“筝，施弦高，筝筝然”，就持此说。说筝因“施弦高”而发音“筝筝然”，这音色显然乃是对瑟的音色舒缓而言的，这就把筝与瑟联系起来了。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可以因乐器的来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可以因研制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可以因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乌），这儿的筝因音色发音“筝（铮）筝然”，而得名也未尝不可。从后文来看，起初的筝与瑟并不密切，这就失去了筝瑟音色对比的意义，从而使此说显得难以使人全信。 以上所说筝的命名，也涉及到筝的起源。既然“分瑟为筝”之说不可信，那么出事的筝呀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那么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汉．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从应邵的《风俗通》所载可知，汉以前的筝其制度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当时“并（山）凉（甘肃）二州筝形如瑟”，应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又是说明，汉代在西北地区已经流传瑟形的筝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以上两条资料颇值得我们注意，应邵乃东汉末年（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人，他所记的“五弦、筑身”，乃是按照《礼乐记》的记载，并非亲眼目睹，而他所见的“并、凉二州，筝形如瑟”，却未提及其他地区筝形是否有异。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纪人，他在《通典》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筝完全如瑟的形制，这形制也符合正统礼器的标准。当然，杜佑同时也提出了对“蒙恬造筝”这一传说的疑问。 筝究竟是否为蒙恬所造？近年有人认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筝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据年代来看，蒙恬造筝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骜，死与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时蒙恬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筝的才华，制成后却要它在短短数年内就流行秦国，并成为当时秦的宫廷乐器，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更有人说，筝乃蒙恬筑长城时所造。这一说法就更不具备可能性。因为蒙恬修长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国以后之事，这比李斯呈《谏逐客书》至少要晚十六年！ 亦有说蒙恬所造为“笔”，古繁体“笔”与“筝”近似，因为记载失误，于是以讹传讹有此说。 应邵《风俗通》说，筝乃“五弦、筑身”。但“筑”是什么样式，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却是用独木雕成。实心，不利于共鸣，若用来演奏，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此外，该器通长约34厘米，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而《同典》载，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一排五个，这就与《风俗通》的记载相符。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似乎又说明瑟、筑、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假如真的瑟、筑、筝的样式雷同，那么我们只能认定筝与瑟的差别除了音色有别而外，外在的差别主要在于弦数，即：瑟有二十五与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筝仅为十二弦与十三弦，当时的筑也发展成为十二陷与十三弦，那么筑与筝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呢？《通雅》在筝下注明“踏步筝用骨爪，是、长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筑时引《释名》的说法：“筑，以竹鼓之也”。如此看来，其实、差别主要在于筝是弹拨乐器而已。当然，《通雅》还在筑下注明：“似筝，细项”，这“细项”便成了筑与筝形态上的主要差别。原来初试的筑，是要以左手握住颈部而用右手击奏的，故而“细项”，唐代已长四尺余，显然无法握持，这细项看来乃是保存了旧有体制而已。《通雅》在筝这一条目下还注上了“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的说明。这一注释在于说明CHOU（手部 诌去言）与轧筝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称的差异仅仅是一为弹奏、一为拉奏而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筝乃传自外国。日本的田边尚雄在他的《东洋音乐史》中就提出了筝是战国末期从西方传入秦国的观点。日本的另一学者林谦三则认为田边尚雄的论据不足。 从以上讨论可知，无论是筝似筑还是筑似筝，筝的初试形态至今并未弄清楚。因此，筝的起源至尽依然还是个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求。关于筝的起源的探求，显然是无法从文献中寻求根据的，看来必须求助于考古的新发现。 古筝又名“秦筝”，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之一,分布甚广。 其发音清脆悦耳，如泉流畅。按五声音定弦， 极具中国民族特色。 据记载，古筝早在秦代即已在陕西一带民间盛行，故名。筝的形制为：长方形木质音箱上，一弦孔与弦轴弦。弦架于可以自由于移动的“筝柱”（即马）上，一弦一音，按五声音阶排列。右手用姆指、食指、中指弹拨琴弦，分别称为托、劈、挑、抹、剔、勾，还有摇指（颤音）、琶音等。筝的音域宽广，音色明亮、清脆。吟揉等手法的运用，它与人声十分近似，演奏起来十分迷人。 在中国民间，常用的筝为十三弦和十六弦。经过改良的筝有十八弦、十九弦、二十一弦、二十三弦、二十五弦等规格。品种大筝，小筝和钢弦筝。五声音阶定弦，最低音从G或c始，音域达三个八度。不同地区的筝又有多种定弦法。利用余弦的抑按可弹奏出七声音阶。大筝全长2左右。小筝全长130 — 150厘米左右，筝的柱高约5厘米。演奏时、以右手大、食、中三拨弦，弹出旋律、掌握节奏，用 左手在筝柱左侧顺应弦的张力、控制弦音变化，以润美音色、装饰旋律。右手有托、劈、挑、抹、剔、勾、摇、撮等指法，左手有按、滑、揉、颤等指法，重按可使原音增高大二度或小三度音程。可奏单音曲调或和弦，也可双手演奏，同时发出六个音。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和歌舞、戏曲、曲艺伴奏。 近代筝在不同地区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流派，如山东、河南、浙江、广东潮州和广东梅县、大埔等地的客家等，各有独特的演奏技巧和代表曲目。 在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合奏中，筝已居非常重要的位置。 筝的渊流和形制的沿革 关于筝的渊流，史料记载说法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 1、分瑟为筝说 在古代文献中确实有分瑟为筝的说法。唐赵磷《因话录》中记述：“筝，秦乐也，乃琴之流（一作琴）。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宋代的丁度在他的《集韵》中也载有类似的说法：“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此为名。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而为之也。”日本第十七世纪元禄年间宫廷乐师冈昌名所著《乐道类集》中记载有：“...或云：秦有婉无义者。以一瑟传二女，二女争引破，终为二器，故号筝。” 二人争瑟，由争夺而产生了“筝”，这种说法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只是传说而已，不说把争的人说的多么无情无义，单就一种乐器来说，都是由无数个部件组成的，缺一不可，争一而破为二，必然破碎或残缺不全，怎末会成为两件单独的乐器呢。 2、筝筑同源说 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宋代徐铉校定重刊本）中记载：“筝，鼓弦，竹身乐也，从竹，争声。” 我国的乐器发展史是现有打击乐器，后有弹拨乐器的。筑的右手奏法，以竹尺击之，沿用了打击乐器的奏法，这与筝相比用指弹奏简单的多。综上所述，筝与筑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西，筝是由筑发展而来的，筑之源即筝之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姜，筝筑是同源的。 3、蒙恬造筝 据《隋书·音乐志》载：“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造。”但刘朐在《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筝，秦声也，相传蒙恬所造，非也！”公元前237年（始皇十年），秦宰相李斯上书劝秦始皇收回他对客卿们下的逐客令的《谏逐客书》中说：“夫击瓮叩缶，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这在时间上比蒙恬发迹之初早了十六年。所以蒙恬造筝的说法是靠不住不的。 至于蒙恬改革筝的说法倒是有可能的。 清朝著名的训诂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记载：“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为十三弦。"这一段文字记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筝。 从历史材料看，早期筝与筑更为类似：都是筑身，都是竹制，棒状、细颈、都是五弦。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古筝历史 筝在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传，于秦国尤盛，故又名秦筝。 筝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既善于表现优美抒情的曲调，又能够抒发气势磅礴的乐章。古人曾用“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坐客满筵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的生动诗句，描绘了筝的演奏艺术达到令人神弛的境地。 筝，通常人们又把它叫做古筝。这恐怕与它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及丰富的传统筝曲给人们留下的古朴雅致的情趣有关。在古代，筝还被称为秦筝、瑶筝、银筝、云筝、素筝等。 关于筝的命名，史料中说法不一。有的说筝是由乐器本身的音响效果命名的；有说是二人争瑟取其相争的“争”字而得名的；也有说是因“秦皇奇之，立号为筝”的；还有说是“蒙恬（将瑟）中分之；令各取半，因名秦筝然。”（唐刘贶《大乐令壁记》）。这几种说法，以音响效果具有铮铮的特点而命名的论断比较合理。在历史上，我国有着以音响效果命名乐器的习惯。如磬，是按以物击石发出的“铿、铿”一类音响命名的；瑟则发出了浑厚、柔和的“瑟、瑟”之音。 在东汉刘熙《释名》一书中解释为：“筝，施弦高急，筝筝然也。”这就说明筝是由本身发出的“铮、铮”音响而命名的。 筝在我国有着古老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筝就已流行于秦、齐、赵等国。其中以秦国最为盛行，故素有“真秦之声”、“秦筝”之称。 对筝的起源，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见解： 第一种认为：筝渊源于瑟。唐赵磷《因话录》记述：“筝，秦乐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 宋代《集韵》中载有：“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此为名。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而为之也。” 日本第十七世纪元禄年间宫廷乐师冈昌名所著《乐道类集》中记载有：“...或云：秦有婉无义者。以一瑟传二女，二女争引破，终为二器，故号筝。” 二人争瑟，由争夺而产生了“筝”，这种说法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传说而已。 第二种认为：筝是由秦国名将蒙恬所造或蒙恬所改革。公元前237年（始皇十年），秦宰相李斯上书劝秦始皇收回他对客卿们下的逐客令的一段话中，有两处谈到筝，即“弹筝博髀”和“退弹筝而取韶虞”。这在时间上比蒙恬发迹之初早了十六年。所以蒙恬造筝的说法是靠不住不的。在《旧唐书.音乐志》中，&127;对蒙恬造筝也持否定的看法。至于蒙恬改革筝的说法倒是有可能的。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记载：“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于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加十三弦。”这一段文字记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筝。 第三种认为：早期筝是五弦竹筝，筑身瑟弦。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筝五弦，筑身而瑟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宋代徐铉校定重刊本）中记载：“筝，鼓弦竹身乐也，从竹，争声。” 从历史材料看，早期筝与筑更为类似：都是筑身，都是竹制，都是五弦。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筝流行于民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乐器。正如《战国策.&127;齐策》中一段话所述：“临淄甚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又如西汉桑弘羊《盐铁论.&127;散不足篇》中所述“...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127;”可见筝在民间流行的广泛性。筝发展到汉代已出现了转调。候瑾《筝赋》中记有：“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是采用移动筝柱来转调的。十三弦筝，在隋代就已流行，隋文帝开皇雅乐中首见载有十三弦筝的使用。隋代筝的演奏中也用了移柱转调的方法：“促调转移柱”（王台卿诗），“调宫商于促柱”（顾野王赋）。 筝在唐代音乐中广泛使用，如用于礼乐之雅乐中。 筝在宋代也流行较广。宋陈炀《乐书.宋史.乐志》中记载：“本朝十三弦筝，然非雅部乐也。” 筝的演奏艺术进一步提高，明代已用十五弦筝。据明代《敦煌实录》云：“索函宗伯夷成善弹筝，悲歌能使喜者堕泪；改调易讴，能使戚者起舞，时人号曰：雍门周。” 清代的筝有了新的发展，值得重视的是，清代十四弦筝已用了七声音阶的定弦。在《律吕正义合编》中记载有：“筝似瑟而小，十四弦。...&127;各隋宫调设柱和弦以谐律吕，通体用桐木金漆，四边绘金夔龙，梁及尾边用紫檀，弦孔用象牙为饰.....今筝十四弦则五声二变为七，倍之为十四也”。这里说的“五声二变为七，倍之为十四也”，即指七声音阶定弦。另据记载，清康熙年间，曾有人用筝等四种乐器在宫廷合奏了康熙根据琴曲改编的“平沙落雁”。当时还有人用筝独奏了变调“月风儿”。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筝逐渐流传到全国不少地方，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演奏风格和地方流派，如河南筝、山东筝、潮州筝、客家筝等。在延边朝鲜自治州，筝又演变发展为伽揶琴。筝还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传统筝曲据记载可查到汉代的《陌上桑》及民间流传的《天下大同》、《寒鸦戏水》、《高山流水》、《出水莲》、《锦上花》等。在民间流传的有手抄二四谱记录的筝曲，但是一直没有正式的筝谱出版，直到1930年，才有梁在平先生编著的《拟筝谱》一书出版。 筝不仅用于独奏，还在传统民间器乐合奏和地方戏曲的伴奏占有重要位置。如《弦索十三套》、《河南板头曲》广东潮州音乐的传统合奏中都有筝。河南曲剧中筝是不可缺少的主奏乐器之一。陕西《榆林小曲》也有筝伴奏。 近年来，筝的演奏艺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筝的改革也进行了多种实验，制作了多种优质精美的筝（如四川筝、上海筝、苏州筝）；筝的转调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已经改革了几种转调筝（如营口张力转调筝，沈阳音乐学院移码转调筝，苏州截弦转调筝，上海音乐学院蝶式筝），这些转调筝扩大了筝的表现力，使筝更便于参加合奏和伴奏。 古筝十大名曲 第一首《渔舟唱晚》是传统的古筝独奏名曲。该曲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多年来一直认为是娄树华于三十年代根据古曲《归去来》为素材发展而成；近年来又有人提出该曲为近人金灼南根据山东传统筝曲《双皮》、《三环套日》和《流水激石》等改编而成。现广泛流传的娄树华版本的前半部分与金灼南版本相同，后半部分为娄树华版本所独有。曲名取自唐朝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玉阁序》中的佳名：“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整首乐曲极富诗情画意，旋律流畅，先慢后快，先松后紧，情绪层层迭进，生动描绘出了夕阳西照下的湖光山色及渔舟竞归、渔人唱和的怡人境界。该曲不仅为筝曲的代表曲目之一，亦被移植成为小提琴、钢琴、长笛等西洋乐器的独奏。 第二首《出水莲》为广东潮州客家筝曲。有人为该曲作题解曰：“盖以红莲出水喻乐之初奏，象征基艳嫩也。”该曲以悠扬清丽的旋律和“重六调”的特殊韵味，曲趣清纯剔透，寄托了人们对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情操的赞美。 演奏以上二曲的是古筝演奏家潘妙兴，他1940年出生，自幼学习弹拨乐器，15岁考入上海民族乐团。1959年起从事古筝演奏，先后师承郭鹰、曹正、赵金山、罗九香、苏文贤。1961年即在第二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以娴熟的技艺显露古筝独奏才华。数十年来广泛吸取我国南北派古筝诸家风格，以技巧全面、演奏精湛著称。 第三首《高山流水》为我国十大古曲之一，浙江筝派的代表作。全国各地筝派虽均流传有《高山流水》筝曲，但大不相同，而浙派的《高山流水》则近人研弹，表演最多。此曲最早见于我国现存最早的琴曲集《神奇秘谱》，该书在题解中写道：“《高山流水》本只一段，至唐分为二同曲，不分段落。宋代分《高山》四段，《流水》八段。”乐曲取中国 古代著名的音乐故事“伯牙摔琴谢知音”为题材，表现一种“巍巍乎若高山，洋洋乎若江海”的境界。全曲以清弹为主，由高山和流水两个部分组成：前半部运用了相隔两个八度的带按滑的“大撮”，浑厚而优美的音色，描绘了高山之雄伟苍劲；乐曲的后半部分则在按滑的同时大量而连续的使用了上下行刮奏手法，细腻地刻划了流水的不同形态，由细流涓涓低回婉转直至汇流成河的壮丽景象。《高山流水》是一首绘景写意的作品，旋律悠扬流畅，风格淡雅清新，音韵古朴典雅，意境深远绵长。 演奏本曲的是青年古筝演奏家王蔚，1966年出生于浙江遂昌。1978年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1984年升入该院本科，师从何宝泉、孙文妍副教授，198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院任教。1986年获首届中国唱片作品大奖赛新作品演奏奖；1989年获“山城杯”电视器乐大奖赛表演奖和“ART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古筝专业组三等奖；1991年获“上海之春”表演奖。曾先后赴港台、新加城、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演出。王蔚演奏技巧全面，细腻动听，韵味浓厚，激情奔放。本片中的第八首和第十首也是王蔚的精彩佳作。 第四首《林冲夜奔》是陆修棠、王异之于1962年根据昆曲《宝剑记·夜奔》一折为题材，以曲牌《新水令》的旋律为素材加以改编发展而成，表现《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在遭受官府迫害之后于风雪之夜投奔梁山的故事，乐曲犹如琵琶传统曲目中的“武曲”，气势壮烈，情绪激昂，为筝曲创作曲目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演奏本曲和本片中第九首的是朱小萌。1984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1985年在上海青年汇演中获古筝第一名，1990年3月，上海音乐家协会和上海电影乐团联合为她举办古筝独奏音乐会，同年11月，在上海园林宾馆举办了有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出席的朱小萌古筝独奏欣赏音乐会。 第五首《侗族舞曲》表现了侗寨风情，抒发了侗家儿女热爱美好生活的欢乐情绪。全曲共分四段：一、中速稍快，侗寨之歌；二、稍快，粗犷?